一、强化中央和地方统治机构
    1、建立和完善各级统治部门。
    在中央的中枢部门，依明制设内阁（三殿三阁），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，下设六部。特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南书房、军机处作为最高权力机关。军机处是清代皇帝直接指挥下的最高军政决策机构。雍正七年（1729）因用兵西北，设“军机房”，雍正十年始正式改称“军机处”。军机大臣无定员，最多时达六、七人，由亲王、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或京堂在皇帝指定下兼任，称为“军机大臣”或“军机大臣上行走”，俗称“大军机”。其僚属称为“军机章京”，俗称“小军机”。军机处职掌为秉承皇帝意旨，处理军国要务及官吏任免和一切重要奏章，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制的最高发展。在中央的一般部门，设理藩院专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；设都察院以为最高督察机构；设大理寺以为最高法院；设翰林院以为“储才重地”。宫廷部门设宗人府专管皇族；设内务府专管宫廷事务。在地方上，设省、道、府（直隶州、厅）、县（州、厅）及边疆特别行政区。基层组织采用保甲制（牌甲制）。
    2．健全对各级官吏的考察制度。
    凡天下文武官员都要定期进行考察。以三载（武官五年）考绩，定升降奖惩。京官曰“京察”，外官曰“大计”，武官曰“军政”。
    3、以八旗兵驻守京城和各省城镇要地，配以绿营兵，形成严密的军事控制网。
八旗制度在建立初期，兼有军事、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，是与当时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。入关后，满族统治阶级利用八旗制度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控制，其生产意义日趋缩小。以军事组织言，八旗军队与绿营兵构成清代统治工具。以行政机构言，八旗各级衙署与州县系统并存。直至清末，凡八旗成员统称“旗人”，与州县所属“民人”以不同形式受清统治者役使。绿营兵是八旗兵的补充。清代军制，汉兵用绿旗，称绿营兵或流旗兵。兵种分马兵、步兵，沿江海之地又设水师。在京师简为巡捕营，隶属步军统领。在各省都有督检、抚检、提检等，检下设协，由副将统领；协下设营，由参将等分别统领，营下设汛，由千总、把总分别统领。绿营兵额，时有增减，一般在六十万人左右。清末裁废。
二、实行怀柔与迫害相结合的统治政策
     通过各种途径，收买、笼络各族中的上层人物，努力加强文化思想统治。一方面，大力提倡程朱理学，积极进行思想诱导，以束缚人们的思想，麻痹人民的斗志。另一方面，大兴文字狱（1663年庄氏明史案；1726年查嗣庭试题案；1728年吕留良案）进行严酷的思想控制。
三、维扩辽阔的疆域
    1、平定“三藩”之乱（1673-1681）
  “三藩之乱”系指吴三桂等人的叛乱。清初分封吴三桂为平西王，守云南；尚可喜为平南王，守广东；耿继茂为靖南王，守福建；称为“三藩”。三藩割据一方，尾大不掉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，清政府“撤藩”，三桂遂叛，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，次年称周王。耿精忠（继茂子）、尚可信（可喜子）等先后反叛，势力波及清朝的半壁江山。康熙宣布吴三桂状罪，赦其它二藩，处决平讨不力之将，提拔有功汉将，固守长江中游。1676年后，耿、尚二人相继降清。1678年，吴三桂在衡州称帝，不久病死。其孙世璠在贵阳继位，后败走云南。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，世璠兵败自杀，“三藩之乱”平定。
    “三藩之乱”表面上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，实际上是统一与分裂的斗争。由于吴三桂代表分裂势力，得不到人民支持；由于三藩互不团结，各有心算；由于军事指挥失误；特别是康熙帝代表的统一势力得到了人民支持，加之他措置得当，指挥得宜，因而“三藩”的失败是必然的。“三藩之乱”的平定具有重大意义：（1）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，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；（2）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，加强中央集权，提高抗御外敌能力；（3）有利于国内各地区、各民族经济、文化的交流和发展。此后，清政府对整个南中国的统治便稳固下来。
    2、统一台湾（1681-1683）
清朝初年，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组织抗清活动，曾一度围攻南京，给清朝在江南的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。后来为了坚持抗清斗争，郑成功决定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。1661年三月二十三日，郑成功亲率队伍进军台湾。在台湾汉族、高山族人民的支持下，多次打败荷兰殖民军。1662年初，荷兰殖民长官揆一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，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在台湾38年的殖民统治。这一事件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：它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，促进了台湾的开发。因此，郑成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。
收复台湾后，郑成功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台湾开发的措施，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。郑成功死后，台湾岛内政治逐渐腐败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，施琅率清水师二万攻取澎湖。不久，郑氏势力投降。清政府在台湾设台湾府及下属三县，隶福建省，并在台湾、澎湖驻扎军队。从此，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更加密切。
    3、粉碎准部上层分子的叛乱（1690-1757）
清朝前期，蒙古准噶尔部势力逐渐强盛。噶尔丹自立为汗，占领了天山南北，势力达到青藏地区，并与沙俄勾结，企图占据更多的地区。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，康熙皇帝曾先后三次亲征。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，噶尔丹败死。清政府在科布多（今蒙古国科布多）和乌里雅苏台等重镇设官驻军，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地区的管理。
后来，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又走上了叛乱的道路。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，叛军进入西藏拉萨。两年以后，康熙帝派兵入藏，迅速驱逐了叛军。雍正元年（1723），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。清政府派兵镇压叛乱后，加强了对青海的管理。 乾隆时期，清政府先后平定了准部贵族达瓦齐、阿睦尔撒纳发动的叛乱，设立伊犁将军、参赞大臣、领队大臣等，率兵分驻要地，从而加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。
    4、平定西藏上层分子的叛乱（1718-1720；1750）
清朝入关前，曾与西藏达赖喇嘛有一定的联系。顺治九年，五世达赖亲赴北京朝见顺治帝。清廷赐以金册金印，并敕封“达赖喇嘛”封号。康熙皇帝派兵驱逐入藏的准噶尔叛军后，分兵驻藏。雍正五年清政府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，以监督西藏地方事务。乾隆十五年清政府镇压西藏朱尔墨特叛乱后，废除藏王制，在达赖之下设置噶厦，具体管理西藏地方政事。
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，廓尔喀（今尼泊尔）入侵西藏。次年，清政府派军驱逐廓尔喀侵略军。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统治，清政府颁布《钦定西藏章程》，规定驻藏大臣地位与达赖喇嘛、班禅额尔德尼平等；确定驻藏大臣管辖、任命各级地方官员和管事喇嘛的权力，以及监督财政、对外事务等职责；达赖、班禅及其它 “灵童”转世时的“金本巴瓶”掣签仪式，也必须在驻藏大臣监视下进行，再报请中央批准。
    5、“改土归流”（1726-1731）
清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、实行流官统治的一种政治措施。清雍正时，云南总督鄂尔泰建议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，于是便在云南、贵州等省推行这种制度。此后政府陆续收缴土司印信，设置府、厅、州县，委派有任期的官员统治，实行汉族地区相同的政治制度，加强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。但在改土归流过程中，对某些地区曾进行军事镇压给若干地区的少数民族带来了灾难。
    6、勘定大小和卓木及张格尔之乱（1758-1759；1827）。
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大小和卓木（博罗尼都和霍集占）在天山南路地区发动叛乱。乾隆二十四年，清政府派兵将这次叛乱镇压下去。不久，清政府在喀什噶尔等地设置参赞大臣、办事大臣等，加强了对当地的管理。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，张格尔在英国侵略者的支持下，煽动维族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乱，遭到西部各族人民的反对。清政府派杨遇春等率大军屡败叛军，收复失地。道光七年（1827），清军俘获张格尔，最终平定了叛乱。
    这些战争的胜利，清政府在边疆地区确立了封建统治。促进了边疆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和各族人民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。从而奠定了北到西伯利亚，南到南沙群岛，西起巴尔喀什湖，东到太平洋的辽阔版图。